文革的跪：因为一句话就可能丢了性命。

山西的民众为生存的环境而下跪。

这一跪，是为了阻止真相。

充满愚昧与奴性的群跪。

跪着活着，这便是屁民的命？

是滑稽的作秀还是真诚的表白？

很想在盛世盛事的时候闭上我的鸟嘴过几天太平日子，但人家却找上门来。

上午电视台的记者说想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官员公布财产的看法。一脸真诚的记者说，我是苏州的资深评论员。于是我就上套了。

我说了几层意思：首先，官员公布财产是人们乐见其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早在1988年就被提及了，20多年来我们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其次，官员公布财产在操作层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决心和诚意，欧美国家19世纪就已经做了，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最后，官员公布财产还存在着数据的真实性问题。谁来监督？当然还要有完善的法规细则。

我没兴趣去看电视，不知道记者用的是哪一段，只是希望不至于掐头去尾变了味道。

无独有偶的是，今天上海俞书记在回答“上海干部是否申报财产”时表示：“住房、配偶和子女收入，我每年都如实申报，如果方便可以去中纪委查查。”

于是网友问了：请问俞书记，到底“方便”吗？

顺带着说说一年一度的盛事吧。

某个网站今年破天荒地被允许派记者前京城采访，对于地方网站来说这是个让人受宠若惊的事。于是他们派了最能吃苦也最有激情的美女小K前往。她也的确发了不少鲜活的东西。网站自然不指望能有吴小莉遇见朱前总理那样的幸运，只不过是想让记者多领领世面，参与一下重大的采访。不料小美女今天在群里说，再也不要采访这样的盛事了。问她原因，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黑暗”。

让清纯无比的小记者看到了太多的黑暗，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但事实就是这么无情。

我举几个例子：

——某香港富商委员进京后与某威权部门人员同赴饭局狂饮四瓶茅台，以至于大会次日中风入院抢救，至今生死未卜。

——某港记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某地F书记：打黑是否是在为日后进ZZ局铺路？F书记脸立马拉下来不做回答，更有工作人员追出来喝问“是谁让提这个问题的！”

——某省L省长被问到对邓玉娇事件的看法时，立刻勃然大怒，高声质问对方是哪家媒体的？并抢去了记者的录音笔，声称要向记者的领导反映情况。

——某副局长在谈到周洋冬奥会上夺金后的受访时，颇为不悦地说：她不应该先感谢她爹妈。

——某港籍委员提议大会要设置鼓掌引导员，而某明星则骄傲地说，她当了这么些年的委员，从没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这是因为“咱爱国”。

——某地产商忽悠着大伙赶紧买房，因为北京的房价涨到4万一平方都有可能。记者不由感叹百姓怎么活法，人家义正辞严地说：“政府有政府的活法，百姓有百姓的活法！”

…………

够了够了，这些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政治精英！这些就是能决定这个国家和国民命运的人！

我一直把春天的盛事比做是场《快乐女声》电视秀，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想想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至少人家唱得比说得好、长得比演得好，至少李宇春张靓颖没满嘴跑火车，至少玉米凉粉们能感到快乐，至少人家没动用70万军警来维持秩序。

今年的春晚上，有两个小品不约而同都出现了下跪的场面，这让我老人家感到很诡异。

果不其然，最近就看到了两张下跪的照片：

一张说的是广州的一群富翁在3月5日这天高调亮相街头，在雷锋照片前集体下跪，发誓要做精神的富翁；另一张出处不详，拍的是四个农民模样的人齐齐地跪在田间地头，双手举着当今领导人的宝像。

跪，是老郎深恶痛绝的动作。老郎年轻时得过类风关，从此落下了不肯屈膝的毛病。当年去日本，人家东道主好心请咱去吃日本料理，就这么生生地半盘半跪了一个多时辰，那顿饭局啊——吃的不是饭，是痛苦！

但老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跪，很可能成为今年最流行的汉字——

从充斥屏幕的宫廷秘戏，到韶山冲那成群成片的锦缎乡绅；从40年前跪着被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到20年前跪着纳谏的“动乱精英”；从跪着学雷锋的富翁，到跪着讨说法的屁民……中国人与“跪”的渊源是如此地深厚而割舍不断。

跪吧跪吧不是错，但它真的就能跪出个朗朗乾坤么？！

附：请李省长公开致歉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3月08日

　　今年全国两会的新闻不少，一些代表委员缺乏调查研究的言论或提案，引起不少争议。但相对于湖北省省长李鸿忠3月7日面对记者提问的言行失态，此前那些颇具娱乐倾向的代表委员们，可以安心继续北京之行了。

　　在三八妇女节前一天，面对爱岗敬业的女记者刘杰（来自《人民日报》旗下子报《京华时报》）追问邓玉娇案，李省长表现出的不耐烦、言语威慑和抢走录音笔等唐突举动，显然是严重失态，不仅对女性极不尊重，对媒体以势压人，更与一位省部级干部的素质和形象明显冲突。不知李省长事过之后，是否有所深思？

　　从后来的情况看，至少到今天为止，湖北省代表团只是归还了本就属于女记者的工作用品，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道歉，李省长本人似乎也没有对此表示歉意。我真担心他这种沉默继续下去。

　　对于这件事，媒体目前没有公开报道，但网络上流传的现场回放已经很多，现场录音录像在疯传。事实上公众已经相信了李省长现场言行的不恰当，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李省长失态，相关的联想更是不断出现，比如此前那位质问记者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规划局长逯军。相比之下，李省长的言行没有那么不经大脑，但因为李省长职位更高，且是在政治民主的最高场合的全国两会期间发生，其轰动性无疑更大。

　　和熟悉新闻史的同行交流，有人提到20世纪5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左叶事件”，值得李省长学习一下。

　　那是1957年4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陪同他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在拥挤的现场，有记者与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出现言语冲突。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了此事并配发评论《尊重新闻记者》，其后北京等地报纸也以不同形式批评左叶。

　　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此事被扭转为媒体报道失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有所谓纠正报道，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认为“左叶事件”没有查明事实，报纸的报道和批评过于轻率。此后，凡报道过此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

　　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左叶事件”被打成右派的新闻工作者，都获得了改正。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这件事的深层次性质很有帮助。媒体不是替自己说话，而是有阶级性的，在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所以把替党说话和替老百姓说话对立起来，无论是党还是人民都不喜欢，那样的官员要受处分。而李省长的言行微妙一些，主要是对媒体的态度不好，而行为又失态。

　　这两天，许多人在引述3月5日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到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比中央决策层的意识和主张，李省长应感到羞愧。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作为公民的李鸿忠与另一位女性公民刘杰之间的个人纠纷，而即使是那样的情况，一个大男人也应当有大肚量，言行不当，大大方方道一个歉不难。

　　现在的问题，是一省之长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作冲突，是被采访者极不尊重采访者。这说明作为一省形象代表的李省长，没有清晰的配合媒体正常采访的意识，也没利用机会提升湖北的美誉度，这是一种失职。

　　相比邓玉娇案，今年刚刚在重庆发生的李庄案，争议更多，也更敏感，但看看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良好表现，明确而直接对此进行的解释和表态，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解释，但这种正常的解释与沟通本身，表明薄熙来同志更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自信。

　　而李省长避而不谈邓玉娇案本身，却反而给媒体记者施加压力，无疑是愚蠢的。李省长即使不向刘杰道歉，也应当对湖北人民表示歉意，因为他的言行损害了湖北人民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更大的问题，是作为地方大员的李省长，与中央决策层的思路如此冲突，即使内心对温总理报告中所讲内容不以为然，也应当有起码的组织纪律性，服从中央口径并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对党中央不负责任。

　　综上所述，李省长无论如何都需要公开道歉，以挽回以秒计算不断损失的人气。

　　请李省长向女记者刘杰道歉，最好是在今晚24点之前，给仍然在工作的职业女性以起码尊重和节日问候。

　　请李省长向湖北人民道歉，为自己不当言行给湖北形象造成的损失深表内疚。

　　请李省长向温总理和党中央道歉，尽最大可能消除自己言行失当而给中央决策造成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相信李省长是有政治敏感和宽广胸怀的男子汉，一个道歉不难，挽回的将是无数的面子和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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