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当"反革命"的日子里(十一)　
 

转眼间到了75年，年底时通知我赶赴太仓浏河去参加疏通浏河的革命工作，其实就是去挖泥挑担，反正那几年几乎每年的冬天都要革一次这样的命，而且我是每次都不会落下，什么张家港，杨林塘我都冲锋在前，作为生产队的一位扁担员也练出了一副铁肩膀。记得一次昆山取160斤的煤球，下车后,从汽车站到生产队6里多路，为了与人赌二包前门牌香烟，一路上担不落地，为显示自己的能耐，途中解手时也照样扁担搁在肩膀上完成。所以说对开河挖土不仅不感到可怕，反而很开心，自己不必下灶，吃饭全部免单，况且吃的又好，大队规定各生产队轮流送鱼肉，每顿每人一块肉，每份都用稻草扎好的足足有半斤，还加一条鱼也近乎半斤。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怎么吃得下那么多，因为除了这些还有一盆蔬菜,一大碗汤, 二大碗饭,而每次都吃个碗底朝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其劳动强度是何等残酷。开那么一条河省里的指标是3个月完成，到县里成了2个月，到公社变成45天，大队干脆贴出标语：“大干苦干30天，快马加鞭迎新年”。每天从早上4、5点钟奋斗到晚上9、10点钟，每顿2斤多菜加2斤饭，一天4顿，外加汤水，通过能量的转换,成了那一担担泥土的重力势能。

我作为先谴队先行到达工地担泥作坝，又历经披星戴月、伤筋动骨的一个月，最后还需作为留守人员参与接受验收，拆坝炸坝。

记得那已经是公历76年的年初，还沉浸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悲痛之中时，我在工地上收到七转八转转过来的一封信，我弟告诉我，上面政策下来，凡符合二农一工的知青可以上调一个，我姐弟三个插队，姐姐已先上来当了工人，我弟决定留守农村，信里还附了个证明,让我去争取上调。可我一看我弟的发信日却是二个月前，一封信50公里竟然走了60多天！我什么都不顾了，去他妈的炸坝。心急火燎的赶回了生产队。

“上调”对于一个知青来说其重要程度恐怕是无可比拟的。想当初多少人为了它年龄再大坚持不结婚，为了它愿意忍受任何的屈辱，更有的女知青为了它可以……。我当即跑进了公社书记的办公室。

公社书记回答我3点，我感觉我要跌倒。

一、               按政策符合二农一工的知青是确实可以上调一个。

二、               因为政治原因，你的情况不在考虑之列。

三、               该项工作已全部结束，负责此工作的办公室已经撤消。

一晚上我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我急赴县上，特地用一网袋装上脸盆，里面再放上毛巾和牙刷牙膏搪瓷杯走进了公安局并被引进治安股。我十分强硬的声称：要么替我搞清楚我那“政治问题”。要么我来坐牢。而且声明我将赖在那里等候消息。那治安股长其实和我很熟，文革初期我们还是关系不错的“战友”，我的情况他也知道。总算他旧情未忘，马上请示领导，积极地为我开出一张证明：“XX公社党委: XXX可以和其他知识青年同等看待。”右下角盖上了公安局治安股的一颗大印。并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的问题很讨厌的，现在人都换了，搞你的那X主任在后来的运动中也已倒台。现在的那些领导当初又没有搞你，情况也不清楚。谁都不是傻瓜，不是他的事他会肯出头露面的为你去搞清楚什么政治问题？”我有点绝望的感觉，唯一指望手中那张纸不知能否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救救我吧！！

我把那证明交到公社书记的手上。倒也爽快，马上答复：“上调工作已经结束，我无力可为，我的权力范围里能做到的只有可以安排你进社办企业。”可是我那户口…..，我还能说什么？老天那，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无可奈何哪！

进了公社的建筑工程队，开始是扎钢筋，拌水泥,后来砌砖墙、钉模板，感谢老天给我的那点小聪明，我又开始画图纸，做预算。很快升任技术员。恰逢南京建校来县里开办第一个建筑培训班，公社把我送了进去，我成了班上的一名优等生。一直到现在，在县里的建筑界我还保留有”黄浦军校一期生”的荣誉称号。

 
 

zrj4891 发表于 2008-5-12 20:55:00
 
阅读全文 | 回复(0) | 引用通告 | 编辑
 

 

 

____文章________ 

____回复________

____留言________

____連接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