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当"反革命"的日子里(九)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稍有不同的是：

1.       外出必须要请假。

2.       不能参加任何会议。

3.       评完工分后，每天再扣2厘的工分值，说是政治分。

4.       干重活的比例大为增加，只要是有人不愿干的活就分配我去。

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广大贫下中农仍把我看成一个普通的知青，基本没有那种呵斥、训话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暂时忘记了自己仍还在等候处理的危险境地。没过多少日子广播里传来XX跌落在蒙古境内的消息，我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我那一张张盖上手指印的反动言论中至少有40%失去了功效。略感不平的是全体社员去参加批判那位跌落在蒙古境内的XX大会时，却留下我一个人在田里干活。照例说这种大会我坐主席台的资格都应该有，真是颇感遗憾。不过倒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人最好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关键之关键就在能善于“紧跟”，上面说啥你就说啥那才不会出错，上面说“永远健康”你就无比虔诚地扬臂高呼“永远健康”，上面说“罪该万死”，你就咬牙切齿、满腔怒火的高呼“罪该万死”，前面那样是对的，后面更是正确的，这才能保证你确实具有无比坚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日复一日，平平淡淡的日子过的倒挺快，转眼冬天来临。当地一个习惯，天冷后买个猪头煮烂放入一容器冻结后取出切成块（俗称猪头羔），可以吃上好一阵子。那天生产队放假，隔天我就请好假，一大早去镇上拎了一猪头回来，这东西要的人多还不好买，好在镇上那卖肉的是我初中的同学，加上我去的早很顺利的买到了一个。回家后隔壁借了把竹刀，兴高采烈的开始劈那猪头，才劈几下政治队长来叫我，让我马上去大队部，我说能否让我劈完这猪头，说不行，得马上去，有二个解放军等在大队部。我马上闪出一念：来逮捕我了。由于一直有此思想准备倒也并不慌乱，忙问要不要带上被头铺盖、牙刷牙膏什么的？队长也不知道，我只能先去了再说。

踏进大队部，见两军人坐在那儿，没有其他人。再用眼光略作一下搜索，没有发现有手拷之类的东西。他们吩咐我坐下，让我把我自己的事交代一遍，我尽力回忆那篇当时被认为最诚恳的坦白书，按上面所写的开始叙述，其间还不时的着重加上一些我罪该万死之类的台词。自以为需要深挖思想根源，所以故事从我小时候开始讲起，本人有点口才，故事也编得颇为精彩，那两解放军听得还颇有味的。而且发现一个颇为奇怪的情境，那俩解放军在听我交代那些反动言论时，俩人时不时的会对视一下，而且可以肯定对视的时候脸上露出的表情那绝对是一种微笑。难道说他们还挺欣赏我的那些反动观点？

我演讲完毕后答辩开始，问的问题只有二个，一个是曾对哪些人讲过这些话？另一个问题是那些人听了这些话后有什么反应？我极力在大脑里搜索，小心翼翼地作答，我是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但涉及别人的事不能乱来，别害了人家。但是我已经肯定了一点，今天不是来逮捕我的。

突然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XXX面前讲过这些话？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他们是为调查那XXX而来的。XXX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但他是三代贫农出身，已参军而且听说已经当官。我想起了学习班时X主任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单单针对你这个人，你的那些朋友有你一样思想的我们也要查。”难道X主任真的和我的那些朋友也要过不去？和部队也联系上了？难道这样也可以在他的功劳薄上添彩？我心中一有数回答就爽快了，“对，我在XXX面前说过这些话，但他一直批判我，如果我能早一点听从他的教诲我就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了。”

我妻子买了二个饼来看我，她对解放军说我没吃早饭，所以送二个饼来。其实我知道，她是来打探一下我有没有真的被逮捕。一看这阵势，解放军居然就让我回去了。

过后不久，我碰见一位在公安部门协助搞运动的同学，他透露给我，那俩军人是接到我县发出的函特地来调查XXX的，说是那俩军人根本不相信我会是反革命，他们俩去查过我的材料，说是字迹对不上号，材料老早退回来了。我当时听了好一阵欣喜，我不用吃官司了。但是我又悲哀，为什么还是把我以反革命份子对待？

几年后XXX从部队复员回来，我得知，他本来要升任营长了，尽管我在调查事件中为他说的是好话，但因为有了那一份函还是被刷了下来。

 
 

zrj4891 发表于 2008-5-10 1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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